2017年2月26日，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鞠建东院长于“十年展望——浦山基金会首届年会暨‘浦山奖’颁奖大会”上受颁2016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，并就获奖论文发表题为《贸易结构与全球经济“失衡”--关于跨期贸易和当期贸易的新理论》的演讲。

鞠建东院长与魏尚进教授及施康教授合著的论文“O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intra-temporal and intertemporal trades"发表于2014年1月的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，获浦山学术研究奖。

“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”（简称：浦山奖）旨在纪念中国世界经济学界杰出的前辈浦山教授。“浦山奖”被国家教育部纳入每年的科技统计年报项目，列为与“孙冶方经济科学奖”等奖项同等重要的省部级优秀学术成果奖。浦山奖主要奖励世界经济、开放宏观经济学、国际金融、国际贸易、经济发展与增长，以及中国对外经济关系方面具有原创性的优秀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。该奖采用国际同类奖项通行的评选机制，通过该奖的评选，指明研究的方向，确立学术的规范，有力地推进中国世界经济研究的水平。

获奖演讲《贸易结构与全球经济“失衡”--关于跨期贸易和当期贸易的新理论》全文

经常项目顺差可以大约定义为出口-进口（净出口），或者资本净流出。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，一些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，比如说中国，和一些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，比如说美国，达到顶峰。2007年，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是GDP的14%，而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达到GDP的7%，这通常被称之为为全球经济“失衡”。因为，第一，大家觉得贸易“应该”基本平衡，第二，大家不理解为什么是发展中的穷国借钱给发达的富国。

10年前，没有什么理论能解释全球经济“失衡”，勉强能说的就是有可能中国的人民币汇率低估。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，有一些人，比如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把金融危机归罪到全球经济“失衡”，中国的所谓人民币低估更成为一个政治问题。但是，理论上，什么原因造成全球经济“失衡”？10年前，我们开始思考这个问题，直觉上，我们不认同人民币低估是全球经济“失衡”的原因，希望寻找其他的解释。一种解释是由于中国的金融部门不发达，导致投资人的回报低，所以资本外流。但有没有其他解释呢，尤其是，经常项目顺差和贸易开放有没有联系？

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全球贸易开放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开放迅猛发展。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关税水平从60%降到15%，贸易量对GDP之比从平均20%上升到40%。就中国来说，从1982年到2007年的25年中，2001年加入WTO之前，平均经常项目顺差只有76亿美元，而加入WTO之后，迅速上升了20倍达到1560亿美元。我们自然要问，中国加入WTO的贸易开放对经常项目顺差有什么影响？

从实际问题来看，贸易开放与作为净出口（出口-进口）的经常项目顺差是密切相连的。但是从国际经济学理论来看，这两个问题却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：贸易开放属于国际贸易理论，是国际微观经济学，经常项目顺差属于国际金融理论，是国际宏观经济学。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对于经济学家而言，犹如峡谷两岸的两座高山，遥遥相见，却不相通。国际贸易研究当期贸易（Intratemporal Trade）：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交换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，体现国际分工；而国际金融（国际宏观经济学）研究跨期资本流动(capital flow)：消费者通过跨期借贷（borrowing and lending，Intertemporal Trade)平滑跨期消费，体现经常项目的动态变化。

研究贸易开放与经常项目平衡的关系，要求我们将国际贸易理论，和国际金融理论统一在一个框架下面。在经过了若干年的痛苦煎熬之后，一方面直觉上我们觉得应该将贸易开放与经常项目平衡相联系，但是搭建国际微观与宏观的桥梁，对研究者而言风险太大，不过我们还是痛下决心，决定在理论上来做这件事情，这就是我们这篇文章的缘起。

怎么来统一国际微观和宏观模型呢？我们将国际贸易最基本的Heckscher-Ohlin模型与国际宏观最基本的经常项目平衡模型合并。合并在技术上的主要困难是一旦我们同时允许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，会出现多重均衡，因为在理论上出口资本密集型的产品与直接出口资本是完全替代的：一个国家既可以多出口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，而少流出一些资本；也可以少出口一些资本密集型的产品，而多流出一些资本。我们通过引入内生的贴现因子，创造性地解决了在动态H-O模型中的均衡不确定性问题。

我们的模型创新了经常项目理论。当一个经济受到冲击时，比如当一个国家劳动生产力提高,那么贸易结构的变化和资本流动都可以对这个冲击做出反应。理论上，当冲击发生时，这个国家在可以生产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，和流出更多的资本之间进行调节，前者是生产（贸易）结构的调整，后者是经常项目的变化，前者是当期的调整，后者是跨期的调整。哪一个起到更大的作用，取决于哪一个调整更容易。

我们用劳动市场调节的难度，即劳动市场的弹性来衡量生产结构调整的难度。如果劳动市场是刚性的，生产结构就无法变化，这时一个国家对经济冲击的反应主要通过资本流动，或经常项目平衡的变化来反应；相反，这个国家则主要通过贸易结构的变化来反应。

怎么理解全球经济“失衡”呢？中国加入WTO之后，生产结构迅速向劳动密集型的出口部门倾斜，大量生产更多劳动密集型产品，导致国内相对投资需求不足，这就导致资本流出，反应在经常项目上就是顺差。因此，我们发现全球不平衡是贸易自由化的一个结果，而不是汇率低估的结果。

为了解释全球经济失衡，我们意外地将生产结构、贸易结构的变化和资本流动联系起来，不得不将国际微观与宏观模型统一起来，这两个方面，都幸运地成为最近几年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。

最后，将宏观问题与微观问题统一起来是一个痛苦的历程。我们减轻痛苦的方法是团队合作。我们三个人各自擅长于国际微观理论、宏观理论、实证分析与数值计算。团结在一起，我们终于能够研究微观与宏观的理论、实证于数值计算。

获奖人简介

鞠建东：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、经济学教授、清华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主任。南京大学数学学士，清华大学经济学硕士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上海市“千人计划”入选者。从1995年至2014年担任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(University of Oklahoma)经济系助理教授、副教授（终身聘任）、教授，2007年至2009年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部常驻学者，世界银行顾问，2009年至2015年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。鞠建东教授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国际贸易、国际金融和产业组织。主要讲授课程：高等国际贸易。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、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、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、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等国际一流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多篇。

（供稿：唐念瑜  编审:唐念瑜  张莉丽 收稿日期：2017年2月27日）